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承袭与抉择——严元章

2011-03-22 12:39:07 作者:admin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承袭与抉择

严元章
华教斗士、教育学者
张翰璧


 

一、前言

    马来西亚华族人口约为六百万,是港、台、大陆以外华人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华文教育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五十年代中,整个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也正是新马华教多事之秋,华文教育处在存续的关键时刻。由于国际政治情况的改变,华校高中毕业生到中国大陆升学的途径已告断绝,华文中学本身也面临师资严重缺乏的状况。这段期间,严元章在马来西亚三间独立中学担任行政工作八年,后任南大教育系主任及文学院院长六年。期间,严元章担任教总顾问,与林连玉一起为华文教育的发展而努力,强调华文中学存在的必要性,并建言新加坡政府承认南大的学位,留予新马教育界无限的追思。除了为华教的发展戮力贡献外,严元章更是一位生活严谨的教育家,晚年专于写作,完成《教育论》与《中国教育思想源流》两部书,为新马教育界留下一套完整的理论。

二、一生为教育

    严元章是广东省四会县人,生于1909年,出生书香世家,祖父是举人,父亲是秀才。他从小就好学不倦,在乡下的私垫接受启蒙教育,念中学时的教学媒介语还是用广东话,一直到进入南京的金陵大学才学会讲普通话,因为大学试用普通话教学,不学也不行。取得金陵大学教育学土文凭后,返回广东中山大学完成硕士教育,并取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赴伦敦大学求学。取得博土学位后,槟城韩江中学校长力邀他前往韩江执教。在盛情难却的情形下,他从伦敦返回香港稍作停留后,就启程前往槟城赴任,也因此结下与新马华文教育发展的深厚关系。

    在韩江教了一年后,严元章转到柔佛麻坡中化中学,并辗转至华仁中学担任五年的校长。之后,再南下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注1)1965年转赴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至1970年退休。在华仁的最后一年,由于校务已上轨道,严元章自动改任教师,专心教学工作。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任教南大期间,从文学院院长改任教育系主任。这种风格在当时的新马教育界,甚至现在都相当罕见,但由此可见其胸怀和对权位的独特见解。严元章自1952年开始在新马教育界服务,历时十五年。由于华仁中学董事长苏有木先生对严元章优礼敬重,延揽至华仁中学担任校长(1955-1958)。亲自写校歌的歌词:

    芭都河边,伏龙山上,校舍林立气象雄。青草地,小花园,
    绿树成荫诗意浓。环境好,好用功,环境好,好用功。
    进步再进步;学静兼学动;成人又成才;有为且有容。
    中华文化无限好;发扬光大永无穷。
    中华文化无限好;发扬光大永无穷。
    中华文化无限好;发扬光大永无穷。(注2)

    其朴实之个性、教育之方针和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己任的理念在歌词中展露无遗。

    严元章认为,教师必须十分注重自己本身的修养与知识的充实,方能给予下一代良好的教育。“世界上对自己的修养最关心的人,该是我们教师了。我们做教师,要教好人家的子弟,要把人家的子弟教的更好;就得自己先学好,就得自己先学得更好。”(注3)

    虽然,严元章对教师要求严格,但对教师之待遇、福利也尽力争取和照顾,希望老师们无后顾之忧后,能为下一代的教育全力以赴。他自己则将全副精力时间放在工作上,以学校为家,看待所有学生如儿女。(注4)在马新的教学生涯中,许多受业于严元章的学生对他有相当多的怀念,这些有关手严元章教学生涯的点点滴滴,有许多让后辈与受业学生津津乐道,且时常发表在华文报纸或华校刊物中,相当感人。(注5)从笔者访谈严元章学生的经验中,发现学生们均对严元章抱着景仰之情,而马来西亚教育界的后辈也非常推崇严元章的教育理念,最为后辈推崇的是严元章坚持华教的行动,峇株巴辖华仁中学的教育实践,以及晚年的两本教育著作。

三、强调双语教育、坚守华教堡垒

    回顾历史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环境的转变,可以发现英国统治马来西亚时,英语教育一枝独秀,马来文与淡米尔文学校均只有小学,没有中学和大学,只有华文学校从小学办到中学,甚至还有南洋大学。1957年马来亚联邦独立后,巫统比英国殖民政府更彻底地推行一元化政策,而且通过法令致力废除非巫文的教育,要使华、印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绝迹。(注6)过去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直受到殖民政府与联邦的压抑,除了未纳入国家教育制度中,更是检验华人是否效忠居留国的政治工具。但是,从五十年代开始,教总还是为了争取华文教育的合法地位与权益,不断地与有关当局据理力争,希望多元文化并存于马来西亚联邦。就是在这段时期,严元章自1955年至1962年连任七届教总理事会的教育顾问,大力主张以母语作为教学媒介,绝不含政治意味,为华文教育不遗余力地努力。其间发生若干事件,严元章直接参与华文教育捍卫运动,以实际的行动捍卫华语教育的发展。

(一)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

    《拉萨报告书》是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为了实践竞选诺言,在执政后一个月成立十五人教育政策委员会,负责检讨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同时负责建议新教育政策。该委员会成立后经数月的努力,正式草就《1956年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共有四十九页,分为主文十八章,附文十三件。书中最引起争议的是第十二段条文:

    “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之最终目标,乃将各籍儿童聚集于一个国民教育制度之下,在此种制度之下,本邦国语(巫语)乃主要之教学媒介,虽然我们承认达成此种目标之进展,必须系逐渐者,而不能操之过急也。”(注7)董总代表与华人社团认为此一条文应予删除,因为华人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主要就是争取华文教育在本邦的地位,如果照该条文执行教改,马来亚最终教育目标是全部以巫文为教育媒介,华文岂不是最终被消灭吗?所以彼等提出强烈的抗议,为了争辩这个问题,费时超过半个小时。(注8)

    此外,《拉萨报告书》中另一点引起华社抗议的建议是,从1962年1月1日开始将停止津贴所有中学,只有那些已改制为国民型学校的中学,才可获得全面资助。那些拒绝改制的学校将被排除在国家教育制度外,而且所有政府会考将只以英文和马来文出题。这份报告书只着重英文与马来文的教育,忽略了华文和其他方言教育。针对此报告书,严元章提出强烈的批评:“里面的种种建议,好的不少,坏的也不少。就数量说,好的或许比坏的多;但就性质说,好的是枝节,坏的却不只是枝节,并且是根本。”(注9)并且分四个面向提出报告书的问题(教学媒介问题、课程问题、学制问题、师范大学教育问题)强力主张修改教育书的内容。

    严元章主张,“要认真修正报告书的内容,只管零碎地考虑是不够的。我们该把握正确的观点贯串于所有的建议——比方说,文化的统一并不是正确的观点;因为文化的统一不可以靠法律或武力得来的,文化的统一是长期的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我们所要把握的观点,反而是文化的自由,文化的平等,由此促成文化的丰盛。”(注10)并说明华语做为教学媒介的重要性,“现在的报告书最要不得的地方,便在于认定所有的学校将来要改用马来语文为教学媒介。马来语文之成为国家语文,只是政治上的,不是文化上的;如果马来语言有了政治上的国家地位之后,又要在文化上有同样的地位,便是这个新国家的不幸。”(注11)严元章极力坚持华人保存、促进母语教育的应有权利。

    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华人也发起支持华教的“火炬运动”,以行动表达出捍卫母语软育的希望。根据《拉萨报告书》的理念,马来西亚联邦于1956年12月发出通令给华文中学,征询学校改制为“国民型学校”的意愿,企图经由经费的拨款收编华文中学,改制为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中学。华人社团遂于1957年2月24日,召开全国华校与社团代表联席大会,接着发动了“火炬运动”,希望华裔家长将子女送进华校就渎。结果,约有80%的华裔子女进入华校。(注12)当时,严元章大力鼓励同学要积极去推动“火炬运动”。他的学生回忆他的时候这么说:“他说政府有一个阴谋,因为读政府的学校不用钱,如果大家都去读,那华校就没人念了,他就可以把华校关闭。他说这是阴谋,不要说独立了很好,大家都去念政府的学校。严元章就鼓励同学,甚至在报上鼓吹同学在假日的时候,去访问家长。所以当时很多家长都报考华小。结果当年华小的学生爆满。严元章又说,我们有这些资料,才可以跟政府谈判:你看我们华人哪里接受你的英文小学,我们学生这么多,经费应该拨更多给我们才对。所以严元章很有先见之明。”(注13)一直到现在《拉萨报告书》对马来西亚的华教还是有所影响。“这份《拉萨报告书》可以说是几十年来套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条无形的绳子。虽然以后还有很多的报告书,一直到1993年的新的教育法令,也仍然带有《拉萨报告书》的色彩。这是《拉萨报告书》的来源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最终要取消方言学校,华文跟印度文是被认为是方言。所以也要取消。”

    值得一提的是,《拉萨报告书》通过以后,教育部就成立了课程委员会,华校方面派出了严元章、林连玉、沈慕羽、沙渊如及丁品松为委员,现在华校所用的教课书便是根据当时的课程纲要所编写。此课程纲要一方面以马来亚为教育背景,一方面更要维护华族文化的不变质。由于严元章参与教总的活动为华文教育不遗余力地努力,又为教育理论奠定深厚基础,因此沈慕羽称严元章为教总的孔明,也是华教的一盏明灯。

(二)南洋大学学位之争议

    南洋大学于1956年创校,而于1980年关闭停办,前后存在只有短短二十五年。1959年3月4日,南洋大学法令在新加坡立法院通过,从此南大成为一间在法律上被承认的大学,但是其学位却不被承认,一直成为争议的焦点。有关这点,严元章于1959年8月27日为文批评《南大评议会报告书》中有关学位承认一项不合理,指出“在法律上只有大学的承认问题,并没有学位的承认问题……南大学位理应伴随南洋大学法的实施而被承认才对。”(注14)他站在为教育而教育的立场上,希望新加坡政府能顾及人民的需要,以及办大学的理想性,解决南大学位不被承认的问题。

    严元章于1960年出任南大文学院院长,1961年复办教育系(后又在1967年被关闭)。1965年南大的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以“适应新需要”为由,聘请王赓武教授(马来亚大学)、王叔岷教授(新加坡大学)、汤寿柏教授(马来亚大学)、许少治先生(工艺学院)、林和合先生(经济发展局)、卢曜先生(教育院)、刘孔贵教授组成一个课程审查委员会,全盘检讨各学院“即应兴革”事项。(注15)同年9月11日,王赓武等人之《课程审查委员会报告书》发表,建议南大改制,建议停办现代与文学系、教育学系和化学工程系,并在“关于语文的关键”中指出“只精通华文显然是既不符合毕业生本身的利益,而且,南大继续造就这类毕业生,也不符合国家的利益。”《报告书》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学潮,学生团体希望当局撤销报告书,无条件资助南大,承认南大学位,给予大学自主权和学术自由权,使南大能贯彻创校宗旨。

    虽然自1965年之后严元章即定居香港,每每与新马友人叙旧时,都表达出他对华教发展的关心,对南大复办的可能性更是耿耿於怀。1993年重游新马与南大校友见面时提及,眼前的世界局势对复办南大是有利的。但是,南大也不能再走创校时作为“中文大学”的路线,要复办南大必须中英文并重,只是注重英文不够上算,只是强调华文会得空谈,因为南大是设在新加坡,不是在中国,又与英国和中国有相当密切的文化与经济关系。他主张在以中英文为教学媒介的基础上复办南大,不只是秉持他一贯的办学理念,更是根据教育理论,配合地方环境与实际的需求所提出的建议,并非出自沙文主义。因为,华语是南洋大学所在地新加坡大多数人的母语,应该把这些文化传给后代。(注16)

    严元章在关心独中发展与南大复校议题外,还针对母语教育说出一段发人深省的看法,指出发展母语教育虽是世界通理,但是维护母语之际,也必须顾及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不要产生冲突。(注17)

    严元章在经历六十年代为华教奋斗不懈的过程,阔别马来西亚三十几年后所提出的建言,越发看出其对华教的坚持和人文的关怀。

(三)林连玉事件

    林连玉于1954年出任马来亚华校教总主席,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投身社会改革活动,是马采亚华文教育以至华裔公民权益的实际代言人。他主张国家独立、民族平等,非马来人要效忠马来亚,马来人要抱着共存共荣的思想,共同建设国家。(注18)另一方面,林连玉一生都在努力,希望华语能被列为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之一。虽然此理想未能完成,但是,林连玉努力的过程也为大马华教界奠定了相当的基础,被誉为华族族魂。

    林连玉因为反对《拉萨报告书》的内容,以及极力争取华语教育的地位,教师注册证被政府取消,受驱逐离校并被剥夺公民权,引起华教界强烈的反应,称为林连玉事件。(注19)当林连玉在1961年为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得罪了政府的显要,因而被吊销教师资格,又被政府褫夺公民权。此事震撼华社,教总为此召开紧急理事会,严元章特别从新加坡来教总赴会。针对此事件,严元章在教总紧急理事会会上发言,激动地说“林连玉一生清白地献身教育,现在被套上莫须有的罪名褫夺他的公民权利,这是一幕悲剧,争取母语教育平等是基本人权,民主国家人民有言论自由权,如果因为争取合法权利而受到对付,这是宪法的死亡,也是政府违背宪法,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们不能逆来顺受。”也因为这段义正辞严的话引起当局的不满,1962年严元章就被永远禁止入境联合邦。

    对严元章而言,“林连玉事件”是全马华人社会的事情,是由于他坚持母语教育平等的原则而受到压迫。(注20)针对当局的政策,严元章的态度是坚持办华文教育的态度,威武不能屈,并声明要把独立中学办好,“因为只有独立中学办成功,才是华文中学的继续存在,不然,便是华文中学的消灭,便是华文中学的出卖。”(注21)

    林连玉和严元章均认为,接受华语教育是大马华人作为马来西亚公民的权利,政府应该公平地分配教育资源,让教育的归教育。若说林连玉是以“爱拼”的节操维护华教,而留芳于马来西亚教育界,严元章却是以真材实料、凭教育理论替华教请命,维护华教之心两者皆然。是以有人称林连玉为华教“急先锋”,严元章为华教运动的“文胆”。(注22)

    严元章和林连玉有两个相同点,第一是他们对坚持华文教育所持的立场相当坚定,其次是他们都反对校园内有学生运动。他们认为学生的本分是念书,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应该由校外的人士参与,以罢课的方式表达立场,会造成学生得不偿失。

(四)为华教制度树立原则

    除了上述捍卫华教的事件外,严元章也在教学生涯过程中为华教制度树立了许多重要的原则,以下择二述之:

    (一)教商分家:严元章出掌华中之前,即与董事会约法三章,校务由校长全权处理,董事不得干预校政。苏有木先生回忆当时与严元章交涉的过程:“他就问:‘你们董事部是不是同意我的办学办法?’我就说:‘我们董事部不会对校长开什么条件,请校长来我们就把学校整个交给校长去管理。’他说:‘这样好,我去到那也比较好办事。’”(注23)可以看出严元章对教商分家的坚持,董事会管募款,而校长就专心一意于治校、教学。

    (二)政教分家:严元章绝对不许学生渗入政治,也禁止政治人员进出校园逮捕学生。“火炬运动”时,马共趁机煽动学潮,严元章手上有名单,但只规劝学生不要参政。基本上,严元章不赞成教育问题政治化,也不允许学生参政。严元章极力主张“读透书才提革命”,认为要斗争就应该在学校之外,不要把政治复杂性带入学校,使学校维护民族教育的工作受到影响。(注24)

    在坚持华文教育上,严元章认为民族教育是塑造一个民族特征的工具,民族教育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所以严元章积极参与捍卫华文教育的行动,并于五十、六十年代任董教总会务顾问。总体观之,严元章教学理论最得以发挥的时期,就是其任教于麻坡华仁中学之时。而其为华教积极投入改革运动亦在此时。对于严元章,林连玉给予极高的评价,林连玉在题为<参加课程委员会的经过>如此写道:“1957年共同课程标准对华校没有不利,严元章应该记第一功。严元章那个Ph. D in Education的头衔,据说在马来西亚当时只有三个,在教育部全体官员中,连一个也没有。这大概也有其先声夺人的作用,吓得那些不懂教育的委员不敢进行强辩了。”(注25)前教总主席沈慕羽认为严元章在马新教育界十五年,这段期间充分发挥他的教育抱负,以身教体现言教,一切以学生为主体。(注26)而严元章对于自己在新马十五年的教育工作,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虽无建树、幸无大碍”。君子谦和之风,由此可见。(注27)因此,对严元章或新马华教界而言,这十五年的教学与奋斗过程,是新马华文教育关键存亡的时刻,也是严元章教育理念实践的黄金阶段。新马的教育环境让严元章的教育理念得以实践,也因为严元章的努力而扎下深厚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也彼此烘托。

四、教育理念

    自中文大学退休以后,严元章在香港完成了《教育论》与《中国教育思想源流》两部书的写作。《教育论》中,严元章简单扼要地阐述其教育思想大纲,企图从根本厘清教育的本质,将学生置于教育的核心,建立一套完整、精密、先进且具体的教育思想体系。如果《教育论》指出教育的核心,《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就是严元章企图结合古今与中外教育哲学的成果,追本溯源,理出中国二千年来教育思想的脉络,希望“中国教育现代化,现代教育中国化”。(注28)

    除了晚年著书建立思想体系外,在新马的教学生涯中,严元章相当强调学生的品德教养,更希望透过生活教育,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能力。因此,严元章的教育强调“容”、有容乃大,又强调“为”、有所作为,容不同教育背景、种族、意识形态的人,是态度的问题;“有为”就是献身、认真做事,所以他是通过学校的课外活动(课室布置),教育学生勇于任事,并且鼓励大家运动,每个学生都必须参与。严元章相当强调学生的生活教育。基本上,严元章是以宏观的视野设计教学的内容和学校的活动,以细腻的方式处理校务和学生间的相处,强调师生易位的重要性,并从这个角度来处理一切管与教的工作,以及学校行政,乃至于整个教育事业。严元章的教育理念相当丰富,以下仅就几点论述之。

(一)教育本质

    严元章的教育思想分成九论,即主体论、宗旨论、材料论、方法论、体制论、师道论、效果论、本质论及观点论。希望从不同的角度厘清教育的本质,解决教育体系内的症结。指出教育改革的首要之务,在于改革师生关系,凡事应以学生为重,要放弃所谓的“师权论”,严元章整个教育思想的根本,就是“爱生论”,是“以学生为主体之论”,由此建立并开展他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注29)

(二)宽柔教育、重“学”又重“生”

    严元章所著之《教育论》为其一生教育理念之精华,自称之为“柔和主义教育论”,似辅导学生“做人”为主,也就是人生教育。这套教育论的核心主张将学生视为教育的主体,教育的一切设施,如师资、课室、课本、教具和教学等,全都是为了学生。经由老师们有耐心地从旁辅导、启发,将学生引导至成才又成人的教育目标上。在教育过程中,以成“专才”为目标,成“全才”为理想,并视“专才”的养成为完成“全才”教养的基础。简言之,成人成才的教育宗旨,是由成“正人”成“专才”的教育目标,进而达到成“通才”成“全才”的教育理想。具体而微的方法,表现在他为华仁中学校歌所谱的歌词中。

(三)强调生活教育

    在教学方法上,严元章强调“自治辅导”及“自学辅导”。强调言教、身教和物教,例如透过课室布置的活动,教育学生必须自我负责,学习生活技能、改善环境。“在教育学的理论上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培养的小学生,要他们能适应环境,将来才能在社会上谋生。到了中学就应该提升一步,就是要去改善环境。要学生到社会上能够改善环境,就必须在中学的时候给他们一些训练、培养。他说学校的环境不理想,不要光批评,哪里不理想你们就去改善。这样我们将来到社会上就不是随波逐流而已,而是遇到困难能够去克服。到了大学,所培养的不是改善环境,而是创造环境。这是从课室布置他给我们提到的。那时候他也很鼓励大学生应该关注社会,参与社会运动。但是不能抵触政府的法令。”(注30)

    严元章对教育理念的坚持,始终保持无愧于心的态度,原因有二:决心为教育而教育,绝不与任何政党打交道,亦决不参与任何反叛当地政府的行动。其二为决心留在华校工作,为华文教育、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乐效犬马之劳,虽时势多艰,待遇低微,在所不计。(注31)严元章的伟大在于以学生为重的教育理念,毕生在教育领域从事教学,并且经过数十年对中国传统教育学及教育思想的钻研,完成《教育论》和《中国思想教育源流》,既重实践又重理论,完成了以学生为主的教育思想体系。其次,由于五十、六十年代新马局势的动荡不安,严元章将其对于教育理念的坚持,延伸至社会实践的领域,在教育界内釆取开放的措施,广纳各方建言(严元章自1955年至1962年连任七届教总理事会教育顾问)。对政府,则坚持教育和政治的分野,以柔性但坚定的态度展开华教的保卫战。从教学、坚持华教的立场、到理论的建立,严元章可以说是坚持其一贯的立场,不犹豫、不畏惧,但是坚定不移。

五、晚年自我评论

    严元章自奉甚简,生活朴素,起居饮食有节制,尤重卫生保健。在南北马任教八年,为华文教育尽心尽力,树立许多好榜样、新风气。移居香港之后,严元章对自己在新马十五年的教学生涯下了以下的注脚,“在新马十五年的教育工作,虽无建树,幸无大碍。态度始终坚定,无愧于心者有二:决心为教育而教育,绝不与任何政党打交道,亦绝不参与任何反鳜当地政府的行动——此其一。决心留在华校工作,为华文教育以至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乐效犬马之劳;虽时势多艰,待遇低微,在所不计——此其二。其间开导学生,沉着求学;他日人才辈出,对所在地社会当有贡献。同时,提倡教师福利,提高教育效果。”(注32)相当肯定自己在新马的教学与捍卫华文教育的过程。

    1970年退休之后,严元章潜心著述,在学术方面始终坚持独立的思想。1975年起,曾先后发表以<新中国的思想问题>为主题的论文四篇,分为文化篇、经济篇、政治篇及社会篇,以笔墨关心当代中国、甚或华人社会发展。1982年起,更进一步将几十年来自己在教育文献的参考,教育工作的领悟,与教育理念的探索,整理出一套教育思想。这套教育思想于1984年9月出版为一本小书,题为《教育论》,此书一直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界流行,被誉为“要言不烦,深入浅出,而富有新意”的作品。此外,严元章还希望在短期内写一本《教育家的孔子》。长期的打算则是要完成《中国思想论》,<总论>早已在退休前发表于1969年。退休之后,严元章曾应邀回中国大陆,为内地教育改革贡献一己之力。自1980年起,曾经应邀到肇庆市与四会县,多次参加工作,在内地教育工作者诚恳邀请之下回去帮忙。严元章认为:“主动要来自他们,我只是被动的。所以,真的需要我帮忙,就要来邀请;那怕是破落的乡村学校,我也乐意去。动机完全不是求名求利,而只是出于一种使命感。当年在南洋留下来,参加华校工作,动机相同。至于‘申请’回国讲学之类,我就绝对不要做;以免被误认为奔走钻营,乃至阴谋反动,而惹祸上身。今后被邀请帮忙内地教育工作的可能性更大,这跟我的学术工作不很协调,难于做到两种工作的平衡兼顾。”

六、结语

    如果我们尝试对严元章的一生作总结,专业上,严元章的教学生涯相当成功,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处理事务一丝不苟。他的生活作息非常规律,也几乎没有社交生活,一生极少朋友,但有相当多尊敬他的同事与学生。当严元章任教于南大时,房门上挂着“晚上乃本人休息时间,师友到访,除有预约外恕不招待”的牌子,没有预约,严元章是不见任何人的。定居香港时;生活方式依旧没改变,友人均不敢未联络而拜访严元章。

    从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再到香港,严元章对教育的工作没有懈怠,对华语教育的关心不只限于他任教过的地方。他认为南洋、中国、台湾的学者都受到政治限制,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以供发挥。希望能在香港成立教育基金会或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致力于研究中国教育理论以及思想体系。1992年写完《中国教育思想源流》后他改变了想法,认为在写作这本书时,他已把古今中外的各家教育理论又重新研究一遍,在理论的探索方面,已经足够了。今后应该致力于把理论付诸实践,创立一实验中学。只谈理论,是无益于教育的改革。

    1993年严元章重回阔别三十几年的马来西亚与华中拜访,他重申华文教育的重要性,指出“新马两地在地理上属于东亚,在往后的日子里,东亚国家的地位将越来越高,连带本地语言也将更为重要。英语是外来语文,只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在没有道理下用英文把地方语言给压下去。再加上东南亚的经济起飞,全世界都与东亚国家打交道,造成东亚语言价值越高。”(注33)

    严元章对华文教育的坚持不只着眼于保存大马多元文化与华人族群的特质,更是洞察东亚发展、配合区域环境所提出之洞见。因为,早在五十年前,严元章就已指出,华文将在五十年后取代英文在东亚的地位。华文是否“取代”英文的地位,是必须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东亚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区域内跨国投资,的确提升了华文的重要性,也为独中的学生造就不少就业的机会。

    总括而言,严元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华文教育定位的努力(希望当政者努力发展双语教育),以及上述各种教育理念的推行。前半生为母语教育而奋斗,后半生则为整理和总结教育思想资料而努力。基本上,在新马的十五年是严元章教育生涯中最激昂的时期,定居香港后,就如海洋由波涛汹涌趋于平淡。退休之后,更是专心著述之事,除了偶与南大校友联络外,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他一直未放弃母语教育的坚持,而新马的教育界人士和他的学生也以景仰来回报他所做的贡献。

注释:
注1.《新进报》,1993年7月24日。
注2.《华仁中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90),页2。
注3.严元章:《教师杂志》创刊献词,《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特刊》  (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87),页435。
注4.《华仁中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页170-171。
注5.<1999年1月24日华仁中学座谈会会议记录>(未发表)。
注6.柯嘉逊:《华教奋斗史》(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1),页vii-viii。
注7.该条文如下:We believe further that the ultimate ohjective of educational policy in this country must be to bring together the children of all races under a national educational system in which the national language is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ough we recognise that progress towards this goal cannot be rushed and must be gradual.《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特刊》(1987),页375-376。
注8.同前注。
注9.严元章:<马联教育报告书批评>,《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特刊》,页376。
注10.同前注。
注11.同前注。
注12.柯嘉逊:《华教奋斗史》,页11-12。
注13.<1999年1月24日华仁中学座谈会会议记录>。
注14.傅孙中编著:《南大问题评论集》(吉隆坡:坚申印务有限公司,1984)。
注15.《南洋大学史料汇编》  (吉隆坡:南洋大学校友会,1990),页33。
注16.《南洋商报》,1993年7月19日。
注17.《南洋商报》,1993年7月18日。
注18.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册(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1988)。
注19.林连玉公民权被褫夺的原因为“(A)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教育政策,有计划激起对最高元首及联合邦政府的不满;(B)含有极端种族性质的动机,促成
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以致可能造成骚动。”《华文教育史料》中册(1984),页51。
20.严元章:<林连玉事件——教育顾问严元章博士在教总紧急理事会议上的讲话>,《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特刊》,页458-459。
21.严元章:<要把独立中学办成功:严元章博士在教总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特刊》,页461-462。
22.《南洋商报》,1996年8月19日。
23.<1999年1月24日华任中学座谈会会议记录>。
注24.《南洋商报》,1996年9月23日。
注25.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上册,页148。
注26.《南洋商报》,1996年9月23日。
注27.《星洲日报》,1989年7月16日。
注28.《南洋商报》,1996年11月27日。
注29.《南洋商报》,1996年10月14日。
注30.<1999年1月24日华仁中学座谈会会议记录>。
注31.严元章:<小小的自传>,《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特刊》。
注32.严元章:《教师杂志》创刊献词,《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庆祝成立33周年纪念特刊》,页680。
注33.《中国报》,1993年7月24日。

资料来源:《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承袭与抉择》,何国忠主编,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出版,2003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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